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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易学文化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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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时间：2009-9-6 14:34:00 点击：5732 |
阴阳五行学说在春秋战国直至秦汉时代，盛极一时，阴阳五行家以其阴阳五行结构框架创立了一个包容天、地、人、万物在内的世界图式。它对当时诸家各派及后世哲学思想、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古代中国以农业立国，农业经济的特点是注重自然季节的变化，敬授民时，强调四时的自然规律，这就反映了阴阳五行学说的现实基础。战国秦汉时代的阴阳五行学著作，多已失传，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因包含在其他诸子学说中而得以流传下来。《月令》即是战国阴阳五行家的一篇重要著作，吕不韦编《吕氏春秋》，将它编入十二纪，成为全书的纲领，汉初儒家又将它收入《礼记》一书中，成为儒家的经典，农家则把它的理论吸收进自己的理论中，保存在《夏小正》、《四月民令》当中。
在《月令》中，世界被描绘为一个多层次的结构。在这个多层次的世界中，太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，《月令》认为太阳不停运转，每个月停在天穹的一个区域。比如，正月时，太阳住在营室，昏在参中，旦在尾中；二月，日在奎，昏弧中，旦建星中。太阳的自然运转形成了四时，每时又分为三个月。四时各有其不同的气候特征，每个月又有各自的征候。与四时相对应，每时都有自己的一班帝神，譬如春天的帝为太皋，神为句芒，夏天，其帝为炎帝，神为祝融。与时月、神帝的变化相对应，每月各有相应的祭祀规定和礼制。四时的运转秩序与五行相配，并体现着阴阳二气的消长变化。春为木，夏为火，秋为金，冬为水，土在夏秋之交，居于中央。人事的活动，要受到太阳、四时、月、神、五行等各种力量的制约，人可以利用自然，但必须遵循自然规律。在遵行自然规律的同时，还有许多神秘主义的规定。
在人事活动方面，《月令》对生产和政治的关系尤加注意，认为政令应以生产规律为依据，应有益于生产的正常进行。《月令》的农业生产规律是春种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。根据四时运转、阴阳变化、五德生克及生产规律，《月令》开列了一个政治月程表。政治活动的指导原则是，凡举行大事，不要逆天数，必须顺从四时的变化，要应时节而发布政令。比如，庆赏与阳气同类，刑罚与阴气同类，春夏属阳，秋冬属阴，所以春夏用庆赏，秋冬用刑罚。试看仲夏之月的诸种规定与征候的对应关系：太阳在东井，昏时在亢中，旦在危中。其日为丙丁，其帝为炎帝，神为祝融，其虫羽，其音为徵，律中蕤宾，数为七，味为苦，臭为焦，祀 在灶，祭先用肺。这一时期螳螂生，伯劳鸟始鸣。天子居住于明堂太庙，乘红色的车，驾红色马，载红色的旗，穿红色的衣，佩红色玉，应吃菽与鸡，器皿用高而粗的。命各种乐官习乐，命各有司官员祈求丰年。这个月天子下令百姓不要以蓝草染，不要烧灰，不要晒布，问闾不闭，关市不征税，宽待重囚。这个月有一年中最长的一天(夏至)，阴阳相争，物生物死参半。在位的君子要斋戒，居处掩身不显，不要躁，停止声色活动，节欲定气，百官宁静，不事刑罚，以助阴气的成长。鹿角开始解落，蝉开始鸣，半夏始生，木堇华荣。这个月不能用火于南方，人可以居住在高处，等等。政令的实施，必须按照时今的程式规定而不可更改，周而复始，年复一年。
《月令》特别警告，不可违背时令，否则就会受到惩罚，不是天灾就是人祸。如盂春行夏令，则风不时而起，草木会旱枯，国家将有大乱；如行秋令，则有大瘟疫，疾风暴雨不时而至，野草丛生；如行冬令，则有大水、霜雪，种的庄稼不生。这种认识有牵强附会之处，但也有一定的合理成分。阴阳五行家认为天人和谐、天人合一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保证和先决条件，一切行为必须保证天人和谐的实现，而不能破坏它。他们努力探求事物之间的联系，并企图用阴阳五行分类的方法把事物贯穿起来，借以掌握事物联系的链条，组建一个包容无遗、万象毕具的有机联系的世界。阴阳五行学说渗入诸子学说，如儒家、墨家、道家、道教、杂家、农家、医家乃至方术之中，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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